閱讀《謝冕人文講演錄》，我們不僅是在重新認識一位詩情激越、心靈純潔的詩人，也是在認識一位謹嚴的詩評家，更是重新認識謝冕先生的藝術實踐和詩歌精神的過程，這里不僅有聲音、有場景，還是一個有趣靈魂的濃縮和顯影。

從“新的崛起”到“百年和解”

謝冕先生常說，自己用一生的時間只做了一個詩歌夢——一輩子只做文學，文學只做了詩歌，詩歌只做了新詩，新詩只做當代詩。

“一個人精力有限，除非像王國維、聞一多那樣的天才，一般人一生能做的事很少。我認定，我的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我的福分。這是北大教我的，后來我同樣教給了我的學生：踏踏實實做一件事，爭取在這個領域擁有發言權，這就要付出你的一生。前面我列舉了中文系語言學上的許多權威，王力也好，朱德熙也好，魏建功也好，他們無不如此，為一種學問，付出畢生的努力。”（2017年9月7日北京大學中文系2017年度開學典禮上的致辭）

可是，在　2018年10月16日北大舉行的“一生只做一件事：謝冕先生與中國百年新詩——《中國新詩史略》新書發布會”上，著名學者嚴家炎先生上臺只說了一句話：“謝冕先生不是一生只做一件事，而是做了很多事。”

他的幽默引起滿席歡笑和熱烈掌聲。因為大家覺得，嚴先生說的也不無道理。

謝冕先生從小喜歡讀詩、寫詩。考入北大中文系后，他參加了北大詩社，編《紅樓》，是詩歌組組長。大三時，謝冕和孫紹振等一起寫作《中國新詩發展概況》，這是他從詩人到一個研究者的重要轉折。20世紀80年代，謝冕先生曾主持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，在研究所的名下成立了詩歌中心，編了幾年的《詩探索》，“這些都是義工，不僅沒有報酬，而且時常自掏腰包。”

作為北大教育者，謝冕先生始終尊重每一個作家的自由創作，主張寬容。1980年5月7日，謝冕先生在《光明日報》發表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，在詩歌界引起很大反響。他看了年輕人的詩歌，滿心歡喜，知道這是詩歌的希望。詩歌界的泰斗人物對此都反對，但謝冕先生是按自己的感覺說話，認為應該寫這樣的文章。這也和北大的傳統有關：講究學術獨立，不受任何影響。文學的愛好與寫作是多元的，不應固守一隅。

縱覽一百多年的歷史考驗，謝冕先生提出新詩和舊詩應該和解。從“新的崛起”到“百年和解”，他為近半個世紀的中國新詩的發展與變革劃出了一條簡約的脈絡。他說：“新詩的確是展開了中華詩歌的新生面，它規避了古典詩歌那些與世隔絕的弊端，能夠零距離地擁抱鮮活的現實生活。一種擺脫了格律約束的、接近于日常口語的自由的詩歌體式，空前地拉近了詩歌與社會變遷、日常生活的距離，于是它成為我們不可須臾脫離的表達思想情感的方式。”

“為當代寫作就是為歷史寫作”

在中國新詩發展的不同階段，都有謝冕先生的創見和貢獻。他熱愛詩歌，一直關注著詩歌，不止一次地呼吁改變詩壇沉悶的現狀，呼喚新詩回到公眾生活，回到詩歌藝術的自身，回到詩性和詩美的建設性的、良性循環的狀態：

“在中國，詩歌如同往常那樣，許多人在寫，寫得很多，但是很少有讓人感動而且廣為傳誦的詩。也許‘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’真的成了世紀的絕唱，從那時到現在，我們一直等待這樣動情的詩歌，然而，奇跡沒有發生，而我們依然等待。”（2010年6月23日，于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）

他敏銳地捕捉著好詩，不論是寂寂無名的青年詩人還是底層的打工者。在2011年《河南詩人》創刊一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，謝冕先生曾朗聲誦讀《嵩山北部山上的栗樹林》：“讓人沉默的是九月的栗樹林／讓人疼痛的是遠離夏天的栗樹林／月光下一群白鳥飛越／讓人說不出話，讓人感到無望的／是覆蓋了整個山坡的風中的栗樹林。”謝冕先生并不認識詩歌作者，尚不知作者是河南許昌一家醫院的護士杜涯，卻為詩人的疼痛、無望與悲傷深深感動。他喜歡陳年喜用生命寫的詩：“我的中年裁下多少／他們的晚年就能延長多少”——陳年喜寫了中年人的負擔，如此沉重，但沒有濫情。

他為這些好詩沒有被及時發現和推廣感到惋惜，他希望詩歌能夠表達時代的情緒，喚起更多的共鳴。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孤篇蓋全唐。如果沒有一個時代在支撐，怎么會有如此淋漓盡致的表達。所以他主張詩歌不能脫離時代，為當代寫作就是為歷史寫作。

“我才不呢！”

有些人老了，難免懷想過去，沉湎在過去的榮光里，或聚在一起興致勃勃唱老歌。謝冕先生從不參加。

“我才不呢！”我總想起他說這話時倔強而天真的表情。他說：“我的青春從中年開始，從今天開始。昨天不屬于我，明天不可預測，未來不可預測，只有今天，珍惜今天，為今天干杯。”

“我才不呢！”這里有他對命運的不屈服，對過往的不介懷，更有他少年般的叛逆和純真。世間萬物，都只是短暫，唯有詩歌永遠。好詩長存萬世，它不會衰老，伴隨著一代又一代人，在心靈中永存。愈是好詩，愈是永久，這是世上唯一能夠永葆青春的不朽。“在我的一生當中，與詩歌的記憶相連的都是非常美好的，所以我說好像最后我們就剩下詩歌了，剩下詩歌就是剩下我們最大的財富，善良、愛心、悲憫、同情、寬廣而偉大的愛，這就是我們人生的最高境界……與詩歌相關聯的一切都非常美麗，與詩歌無關的一切可以忘記。”

謝冕先生不喜歡唱老歌，不喜歡說舊事，也不喜歡絮絮叨叨。他喜愛“二十歲教授”的稱呼，欣賞“老頑童”的謔稱，但他不是淺薄的樂觀主義者，因為他對世間的苦難早已洞徹于心。

多年來，我們在各種會議上有過交集，有過多次采訪，并已經超越了普通的采訪者和采訪對象的關系。謝冕先生豁達包容的人生觀、幽默風趣的談吐、堅韌不拔的品格總是帶給周圍人很多歡樂。他所到之處，總有熱情的詩人追隨，而他總是背著兩手，像將軍一樣昂首挺胸。他的發言讓人耳目一新，總能鉆到聽眾心里去。集子中的很多文章，我曾親耳聆聽，如今見到文字，相當于重溫了他幾席發言。

時間像無聲的流水，倏忽已經過去二十年了。我至今記得他自信的神態、睿智的目光、擲地有聲的話語。從作于1975年3月18日的《關于散文》至今，這本《謝冕人文講演錄》涵蓋了五十年間謝冕先生在各種場合的演講，處處可見北大中文系的學術傳統。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精神，到當代文學批評的前沿思考，謝冕先生始終站在學術的最前沿，以開放的胸襟擁抱各種思想潮流，同時又保持著清醒的批判意識；他既是中國文學傳統的守護者，又是新思想的開拓者。這種雙重身份使他的演講既有歷史的深度，又有時代的氣息；他不僅以深厚的學術造詣滋養著一代代學子，更以獨立的思想品格影響著文學界。

（原載《北京日報》，作者為舒晉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