歷史學家阿爾贊斯·德·奧爾賽·維拉（1676—1736）記載，馬尼拉的流行商品包括“來自印度的谷物、水晶、象牙和寶石，來自斯里蘭卡的鉆石，來自阿拉伯的香水，來自波斯、開羅和土耳其的掛毯，來自馬來半島和果阿的各種香料，以及來自中國的白瓷和絲綢服飾”。

中國絲綢和其他精美商品的貿易“絕對是馬尼拉存在的理由……在馬尼拉，中國人帶來了幾乎所有可以運往新世界的貨物，并且幾乎完成了所有的商務和工藝”。這種時尚一旦傳到美洲，就會影響墨西哥和秘魯。秘魯總督孔德·蒙特雷觀察到，“許多印第安人和混血兒都可穿戴絲綢，而且數量很多”。

這些記錄者沒有提到西班牙人的時尚，說明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絲綢這種織物，而且中國絲綢的風格也確實在16世紀之前就在大都市中流行起來了。亞洲工匠引入的風格大受歡迎，很可能是因為這些織物風格的獨特性，以及它們對遙遠文明的象征。

來自中國的白色織物備受歡迎，主要有兩個原因。一方面，大多數亞洲織物都用草本染料，可能對水或陽光非常敏感，極易掉色。大多人都認為，胭脂紅色比紅花染出的顏色持久得多。另一方面，白色的生絲也使當地工匠能夠自由地迎合當地人的喜好。當地手工藝人有時會重新編織已經染色的織物，創作出本土圖案與歐式圖案。這種亞洲生絲、美洲染料與歐洲設計的結合，是墨西哥近代時尚的特色。

亞洲設計的引入，使美洲殖民地的審美更為多元。來自亞洲的加工紡織品，促進了美洲社會產生豐富多樣的物質文化。它不僅影響了西班牙人和殖民官員的圈子，而且也影響了原住民社區。因此，在市場上隨處可見中國絲綢、印度棉布、歐洲亞麻布和羊毛以及當地布料的融合。

文化的多元性跨越了空間和時間，構建了更加全球化的設計體系。以中國一件明朝織物為例，上面的雙頭鷹暗示了哈布斯堡的王冠，而心形的花瓶則暗示了與菲律賓奧斯定會（Augustinians）的聯系。雖然已有現成的傳統設計套路，但是很多絲綢織工還是會自行設計紋樣。絲綢上的鷹和花瓶周圍的交錯紋樣，就是仿照中國青花瓷上最常見的紋樣。諸如蓮紋、菊紋等中國風格的花卉圖案，還是會出現在19世紀馬尼拉生產的披肩上。這件織物融合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設計思路，可謂與時俱進。

亞洲的花卉紋樣是早期全球化最明顯的象征之一。花卉有著不同的功能和情感意義，象征著不同的植物、生命周期，以及女性氣質。因此，花卉設計不僅代表著異國情調，還反映了對偏遠地區的認知。中國和美洲的匠人，還有構建中國與美洲大陸紐帶的商人、水手與海運專員，都在亞洲花卉紋樣的傳播中貢獻了力量。除此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消費者偏愛并支持這種交流和設計的融合。在這融合的過程中，有無數人參與其中，這也說明了審美全球化的深遠影響。

挪用中國和亞洲花卉紋樣的時尚，絕不僅限于紡織品生產和服裝設計。這樣的挪用，還可反映出18世紀歐洲人對中國園林文化的極大興趣。由此，越來越多有關中國植物和花卉的繪畫和書籍得以面世。正如藝術史學家王廉明指出的那樣，歐洲主顧最喜愛中國園林植物，而非藥材和其他異國植物。這種偏好，說明歐洲人相信中國優越的農業條件可以促進經濟發展，并促進歐洲學術團體的壯大。

從亞洲到美洲的移民也帶來了新的風格。許多亞洲移民擁有專門的紡織店，可以從“中國姑娘”的故事中看出他們的影響。據說，這位“中國姑娘”與當地的墨西哥人一起設計、推廣了新款的絲綢服飾。這種服飾主要是一種無袖的、鑲有金邊的黑色絲織品，還飾有紅色、白色和綠色的刺繡。許多中國人和美洲原住民都穿這種服裝，其后來慢慢演變成墨西哥民族身份的一大標志。這段故事證實，亞洲移民和亞洲工匠在墨西哥歷史上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時尚靈感。

與中國同行一樣，太平洋彼岸的工匠也喜歡融合兩種不同文化的設計。在1644年清朝入關后，明朝官服上的補子被運到了美洲。這些補子描繪了形形色色的禽鳥走獸，象征著文武百官的官階。這些補子可以是通貨，可以是衣柜中的收藏，也可以是重復使用的重要材料，可以說是從各個維度上提升了服裝的價值。具體而言，它們衍生出墨西哥絲織品中的新設計，比方說一張17世紀的掛毯就出現了鵜鶘紋樣。

鵜鶘本是傳統的基督教象征，在此被渲染成中國神話中鳳凰的樣子，嘴很短，尾巴很長。鵜鶘的姿態、翅膀的刻畫風格，以及嘴里叼著花的細節，都很像明末的仙鶴補子。通過將亞洲元素與傳統的歐洲文化符號相結合，墨西哥工匠融匯了本土風格與外來風格，這件織物既是本土的，又是外來的。仿制為商業流通和市場聯系增添了活力，提供了更多樣的文化元素。

（原載《北京日報》，作者為段曉琳）